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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3-22 中豆委
豆腐池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北部，东起宝钞胡同，西至旧鼓楼大街。
明朝时称“豆腐陈胡同”，疑是陈姓做豆腐者居此，清时“陈”字讹传为“池”，遂为豆腐池胡同。1965年整顿地名，将西段娘娘庙胡同并入，文革时曾改名为“朝红胡同”。胡同有古刹“重修清净宏恩观”一座，山门、帝君殿尚存，内仅余石碑一座，碑阳额书“万古长青”，碑阴额书“因果不昧”。 现为标准件二厂车间，已转租民用。含混、悠长、拐弯抹角，像唱歌似的。那是一种被牧歌化了的，带有浓郁农业文明色彩的抒情的声音。叫卖者好像不是在从事商业行为，而是在进行民歌演唱。他们似乎不关注人们是否来买卖，只是喜欢在街头游荡。从那种看似散淡而诗化的音调中，透露出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面对商业文明的遮掩和羞涩态度。
杨昌济故居位于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（原9号）。就是在这里，毛泽东“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”，两人牵手走到了一起。
杨昌济故居为一座两进院落，大门开在东南角，院子全长约30米、宽12米。前院有南北房各3间，靠东墙有一株枣树；后院有北房4间，皆为硬山合瓦顶。1918年6月，杨昌济（怀忠）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全家从湖南迁往北京，居住在此。1918年8月，毛泽东赴法勤工俭学从湖南首次来京，曾与蔡和森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。
1918年6月，随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间临近，毛泽东等人面临着道路选择。恰在这时，刚应聘到北京大学的老师杨昌济从北京来信，传回重要消息：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，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人，提出“勤于作工，俭以求学，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”的口号，倡导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，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。
毛泽东、蔡和森等人接到信后，觉得这是一条出路，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，并派蔡和森先期赴北京筹备。6月23日，蔡和森离开长沙。到北京后，他连续给毛泽东写信，告知在京接洽情况，希望毛泽东尽快赴京。
8月15日，毛泽东与萧子升、张昆弟、罗学瓒、罗章龙等25名青年，在长沙登船北上，16日到达汉口。随即改乘火车，途中因铁路被洪水冲断，在河南郾城漯河站停留一夜。第二天，水退路通，再次乘北上的列车。8月19日，毛泽东一行人抵达北京。
刚到北京，毛泽东即前往位于豆腐池胡同9号的“板仓杨寓”，拜访杨昌济先生。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，要么留在北京大学读书，并挽留毛泽东、蔡和森暂时住在家里。
对毛泽东的到来，杨昌济一家感到十分快慰，热情帮助安排其在京的生活。不久，在杨昌济的推荐下，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工作人员。后来，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，与杨昌济家相距也不远，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。
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，在毛泽东刚进湖南一师读书时，还只是一个小女孩，与毛泽东本来就熟悉。而这次在京相见，杨开慧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他乡遇故知，情窦初开。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、学习笔记给她阅读。两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，探讨问题，点评时事。在这些交往中，他们增进了彼此了解。不知不觉中，一对年轻人双双坠入爱河。
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难逃脱父母的视线。杨昌济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，但要招毛泽东为婿，也不是没有顾虑，毕竟毛泽东比杨开慧大8岁。后来见两人爱得越来越深，特别是杨开慧向母亲表白：“我是为母而生之外，是为他而生的。”非常开明的杨昌济夫妇也就打消了顾虑，默许了女儿的选择。
这样，毛泽东和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。他们形影相随，经常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，再一起走回到鼓楼，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，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，“也就是在这里，我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。”
1919年春天，毛泽东要回湖南，原因是母亲病重，他“不得不赶回服侍”。再则，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，准备启程出洋。3月12日，毛泽东离开北京。途中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、萧子升等赴法青年。
面对心爱的人分别而去，杨开慧满怀难以言传的离别情愁，她亲自送别毛泽东，希望他随时来信。毛泽东回到长沙，就接到杨开慧的来信，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：“润”（毛泽东字润之），而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，称呼也是一个字：“霞”（杨开慧号霞）。
时隔不久，1919年12月18日，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。这时，杨昌济由于病情加剧，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。杨开慧终日守在父亲的病榻前，悉心照顾。到北京安顿下来后，毛泽东就急匆匆赶到病房看望老师。杨昌济明显消瘦了许多，但精神还好，见到钟爱的学生，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毛泽东和杨开慧这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后重逢在北京，其中的情愫难以用语言表达，压抑在两人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出来。
一天，杨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，便取下来为他缝补。不料被母亲向振熙看到了，便把此事看作他们“定情”的标志，高兴地告诉杨昌济：“开慧帮毛润之补衬衣了，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。”深受病魔折磨的杨昌济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就这样，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就在杨家定了下来。
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杨昌济，有一天将毛泽东叫到床边，用颤抖地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，递给毛泽东，说：“润之，这块表跟我多年，送给你作个纪念吧。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，我就把她托付给你……开慧年轻幼稚，你要多照顾她……”
“老师、师母，请放心！”毛泽东强忍悲痛，站起身来，坚定地答应着，并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。
1920年7月，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，受陈独秀的委托，开始秘密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。毛泽东立即赶到福湘女中，在选修班教室旁找到了已回长沙读书的杨开慧。离别后的重逢，使两人格外高兴。
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斗争，使杨开慧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。当爱情到来时，两位年轻人的心并不平静。秋冬之际的一个夜晚，毛泽东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他思念着杨开慧，感情的烈火正炙烤着他的心。于是，诗意大发，挥笔疾书，写下了《虞美人》：
“堆来枕上愁何状，江海翻波浪。夜长天色总难明，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。晚来百念都灰尽，剩有离人影。一钩残月向西流，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。”
杨开慧收到这首充满爱意的词后，非常激动。这年冬天，杨开慧夹着一包书，来到毛泽东所在的教员宿舍——妙高峰下的青山祠，不坐花轿，不备嫁妆，不布新房，不用媒妁之言，自由地与毛泽东结了婚。当天，他们办了一桌简单的饭菜，招待长沙的几位挚友。
一对亲密战友，终于结成革命伴侣。毛泽东和杨开慧以其惊世骇俗的结合，在周围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，两人的婚姻也被誉为“理想的罗曼蒂克”。
摘自中豆委微信公众号
